见多尔衮又陷入了沉思,李杜国也不禁有些着急,虽然他是朝鲜的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,但朝鲜很早就开始闭关锁国,不与外界来往,因此朝鲜的海洋观念其实出清廷高出不了多少,李杜国的海洋认识,也就仅限于在朝鲜沿海巡视,对世界帆船和海战和发展变化也几乎一无所知,对所谓西洋大海船也只当是一个传说。
但朝鲜好不容易才出了一个军事天材,全国上下对其自然十分推崇,说李舜臣是全民偶像,也不为过,因此李舜臣死后,在朝鲜几乎成为一个半神似的存在,而李舜臣的海战思想,战术、使用的战船,当然也被奉为最权威的Jing典,根本就无人敢质疑。
李杜国作为李舜臣的重孙,对祖上的辉煌业绩当然也是推崇倍至,而达到一种盲目相信的地步,在朝鲜别说有人敢否定李舜臣,就是有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,李杜国都会拔剑和他决斗,而郑芝龙这一席话,难听得说,是把李舜臣贬得一钱不值,李杜国当然不能接受,不过当着多尔衮的面,他还不敢向郑芝龙提出决斗,只好道：“gui甲船的威力,岂是如郑将军所说。而且gui甲船上,同样也可以放置火炮,双方同以火炮对决,但gui甲船的防御力更强一些,自然也更厉害一些。”
郑芝龙把该说的都说了,也懒得和他争一些细枝末节,只是道：“摄政王,海军战船关系重大,还请摄政王三思。”
多尔衮道：“如果不用gui甲船,我们现在能够造出什么船来。”
郑芝龙道：“臣己经想过,我大清缺少造船工匠,应该到南方去聘用,虽然浙江、福建都不可行,但Q东亦有不少造船的能工。”
多尔衮心中一动,这到是个好办法,不管怎么说,广东的尚可喜还是和清廷近一些,如果找他帮忙,确实可以从广东调一批造船工匠过来。相信这一点小忙,尚可喜是不会拒绝的。
这时郑芝龙又道：“还有就是红夷毛人善造大船,商家军的海船,多是照红夷毛人的大船仿制,因此唯有请红夷毛人相助造船,方才能与商家军的水军相抗。臣昔日在南方,与红夷毛人素有来往,也可以为大清穿线引桥,与红夷毛人联糸。”
多尔衮还没有说话,李杜国己道：“摄政王,外臣素闻红夷毛族仍是蛮荒犬夷之辈,不通礼议,不闻王教,茹毛饮血,人轮颠倒,而大清仍天朝上国,礼仪之邦,又岂能与红夷毛族通好。”
郑芝龙听了,也不仅又好气又好笑,摇了摇头,道：“红夷毛仍是我们的通欲叫法,其国名尼徳兰,仍是泰西诸国中一国,离中国数十万里,彼国体制风俗,虽与中华大为炯异,但亦立国千年,怎能说是蛮荒之辈,你的见识短浅,一叶蔽目,不过是井底之蛙,又岂知天下之大。”
李杜国“哼”了一声,道：“全是一派荒谬之言,天下虽大,但除中华之外,又岂有他国。郑将军故意说其离中国十数万里,不过是让人无法查证罢了。”因为见多尔衮并没有制止自己和郑芝龙争辩,李杜国也不由胆大了一些,言语之间,也带有一些不敬之言。
不过见李杜国这样近乎强辩的否定海外的一切,郑芝龙也觉得没法再和他说下去了,只好看向多尔衮,听他来裁断清廷本身就是一个落后民族,在入关之后,虽然以中华正统自居,而且也处处标榜自己是礼仪之邦,最怕就是别人说自己蛮荒夷狄之族,这也是所有暴发户的心态,有了几个钱之后,就想装贵族,玩底蕴,因此对李杜国所说的话,多尔衮在心里也有几分赞同。
但多尔衮毕竟不是腐儒,而且北京还有一些传教士,对红夷毛人到有一些耳闻,当然也知道红夷毛人在一些所谓奇yin技巧方面,确实比中国强。别的不说,就是红衣大炮,就是红夷毛人传入中国的。
其实最初的红夷大炮大部份都是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买来的,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欧州并不了解,在最初的时候,曾把欧州人全算作佛朗机人,后来才慢慢分成了佛朗机人、干系腊人、红夷毛人,但俱体谁是谁,其实也没几个分得清楚,张冠李戴,指鹿为马,以一带全的事情其实也不少。
因此多尔衮也觉得,如果红夷毛人真能帮自己造船,和他们联系合作,到也不错。因为多尔衮知道,郑芝龙在南方,也经常和红夷毛人通商来往。而且现在商毅似乎更进了一步,不仅和红夷毛人做生意,多尔衮从南京的谍报人员那里也知道,在前不久商毅还纳了一个红夷毛女人为偏妃。
不过多尔衮马上想到,商毅纳了红夷毛女人为偏妃,是不是表示双方有可能达成某种政治协定,也许这就是一门政治婚姻,那么红夷毛人还会帮自己吗？当然按多尔衮现在的见识阅历,也只能理解到这一步了。
郑芝龙也不禁苦笑起来,只好又把佛朗机人、干系腊人、红夷毛人向多尔衮详细的解释了一遍,也算是给多尔衮上了一节国际大势的课。
听郑芝龙说完之后,多尔衮这才对海外多了几分了解,因此想了一想之后,对郑芝龙道：“老郑,这件事情你让我再想想吧。”然后又对李杜国,道：“李将军,我会让人给你们安排地方,这种gui甲船,先造几条出来再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