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12月22日，冬至，年内夜最长的一日。
这一天，距离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哥赵添龙，刚好整整过去十年，那是他唯一一次允许我到他九龙寨城的家做客。
这一天，也恰逢香港九龙寨城公园正式开放——昔日的“黑暗之城”被清拆重建，沉寂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。多得内部朋友相助，我总算成为第一批游客。
时隔多年踏足已是“绿色天堂”的寨城，密集压抑的建筑不复存在，我只觉陌生。刻有“九龙寨城”四个大字的花岗岩石额不知在哪年被一分为二，颓然地歪倒在草地上，早已无力诉说百年间遭遇的变故。
坦白来讲，我对园林景观兴趣不大，此行目的也并非怀古，而是希望借此能找回当年跟大哥来这里的感觉，哪怕只有一丝也好。可惜，跟随人群逛了几处，我发现其中对近代生活的记载并不多，顿觉索然无味。我只好找了角落的石凳坐下，燃起一支烟，回想起我和大哥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赵添龙是我同母异父的大哥，年长我八岁，看着我从小长到大。虽然我们只有周末才能见面，但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，有时我甚至认为胜似亲兄弟——毕竟大哥不会像同学的亲哥哥一样欺负弟弟，他似乎只会对我好，最多在我不听他话的时候，假意严肃地说一句“阿洋听话，我可是你大哥！”等我终于妥协，他就会抱起我，摸着我的头说“阿洋真乖”。
从我记事起，大哥每次来，都会偷偷塞几颗糖给我，也会带几本租来的连环画书一起看。有时带我出门玩，他总会买一根棉花糖放到我手里，我努力举到他嘴边，他却只是吃一口，又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大哥吃好了，阿洋要多吃些，快些长高，帮阿妈做家务，知不知道啊？”我点点头，边吃边笑，大哥看着我，也笑了。
可惜，小时候的我并不能十分搞懂大人之间复杂的关系，总是缠着大哥说想每天和他玩，问他为什么不能从九龙寨城搬过来一起住，问他为什么周末还在穿校服……如今想来却是无尽的悔恨，虽说童言无忌，但正是这种直白的话语，才最容易伤人。
大哥鲜少提及自己的父亲，却总是在看到我家书柜里的全家福时，说羡慕我有个做阿Sir的父亲，而我往往会不满地嘟起嘴，拉着大哥的手说：“可是阿爸经常不回家……我想他天天陪着我。”我的父亲的确是一位阿Sir，但他也是个不顾家的工作狂，为保证差馆随时有人手服务大众，假期总会主动申请值班，即便是冬至和春节这类一家人团聚的传统节日，也不例外。
这时，大哥会蹲下来，双手扶住我的肩膀，认真地说：“阿叔肩膀上有星，要维护治安，好辛苦的，阿洋多体谅下阿叔，知不知道啊？”
“大哥，我只是不想每天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有时候好害怕……”我还是感觉很委屈，因为阿妈每天也工作到很晚回来。
“阿洋别伤心，那以后大哥周末多来陪你，好不好？”大哥抱住我，轻拍我的后背安慰道。
这之后，大哥居然真的每周六晚上也留下来陪我，除了给我煮饭，还会在睡前给我讲故事、唱“月光光 照地堂”。听阿妈讲，在我只有两三岁的时候，大哥也是这样哄我睡觉的，有时候，他只唱了几句，自己就先累得睡着了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我从小学升到中学，大哥也从中学毕业。我渐渐知道大哥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阿Sir，但他没有向我透露太多，也让我不要告诉阿妈，等他成功考取再给阿妈一个惊喜。
我以为快乐的日子会一直延续，总有一日大哥会神采奕奕地穿上警服，让我和阿妈为他拍照。但我没想到，别离的时刻竟如此突然。
十年前的冬至——1985年12月22日，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大哥家里，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对香港人来说，冬至大过年，一家人通常在这一日齐齐坐下吃团圆饭“做冬”，但这个习俗对大哥家和我家都不适用。大哥的父亲酗酒成性，极少有清醒的时刻——这是我后来才从阿妈口中得知的。
我的父亲则难改工作狂习性，母亲拗不过他，只得在家里的厨房忙活一番，送饭回来后，才和我一起吃饭。因为冬至的饭桌上，一定要有一道鸡的菜式，而这一点差馆食堂似乎并不能保证。
说来奇怪，从1979年我5岁能记事开始，到1985年我11岁，我从来没有坚持要去大哥家里玩。而只有这一日，无论他怎样安抚我，我都吵着闹着一定要去他家看看——那可是知名的“三不管”地带，对当时寨城外年少的我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。
虽然大哥一向顺着我，但此前每次我提出这个要求，都会被拒绝，只有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在我坚持一番后居然同意了。这之后的每一日，我都在懊悔，如果我当时不那么任性，这之后的一切遗憾是否就可以避免。只可惜，人生并没有那么多“如果”。
在去寨城的路上，大哥握紧我的手，一直叮嘱我路上不要到处看，也不要松开手，因为社区治安不好。想着可以进入寨城探险，我既紧张又兴奋，又想着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