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何时，手指在被子下面攥紧了。
她德语一知半解，听不太懂，可她点头，很认真地点头，因为她觉得老人家需要一个人听他说。
有一天她在湖边坐久了，它游过来，伸长脖子对着她嘶嘶地叫，她吓得跳起来就跑，之后每次路过湖边都要绕远路。可那只坏脾气天鹅总能发现她，扑棱着翅膀哒哒哒地追上来。
没准备好去他的家，而是没准备好，重新回到那个她只在十六岁时短暂停留过的地方。
他顺从地躺了下去，因为他知道她接下来要去药房拿药，她走了之后他再站起来也不迟。
可现在她必须得假装
“这是我儿子。”老将军指着其中一张照片。
还有一次，她穿着白色连衣裙从楼梯上走下来，正要去花园里看书，刚到拐角，就听见门口有人在说话，是低沉沉的德语男声。
克莱恩没再追问原因。
“在军官宿舍。”老将军答，语气里掺着几分她当时没能听懂的埋怨。“不常回来。”
不是不想来，只是那栋房子是老将军的，不是她的，就像图书馆借阅的书，终究是要还回去的。
她只来得及瞥见小半张侧脸，记得他下颌线条冷硬，影子投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挺拔得像棵白桦树。
“他在哪儿？”她轻轻问。
她沿着那条银线，走回九年前。
他给她看墙上那些照片和油画，每张脸都不一样，可又都流淌着同一个家族的影子，鼻梁很直，轮廓很深。
她却睁着眼睛，柏林的月光透过窗帘缝，在天花板上画出一条银线，从窗边一直蜿蜒到灯座边。
后来她走了，去了寄宿高中，校规很严，熄灯后不许说话，她花了半年才把德语说利索，再后来战争来了。
他一直都没认出她，在华沙，他看见她的第一句话是“你是医生？”，而非“我好像见过你”，也许他根本不知道，那年夏天家里曾住过一个中国姑娘。
再后来，她去了夏利特求学，去伤兵医院实习，在无影灯下站了一台又一台手术，再也没有来过施瓦嫩韦德。
那时她还不是温文漪，只是个跟着父亲来柏林，对一位懵懂无知的小女孩。父亲离开后、学校开学前的那段日子，她寄宿在施瓦嫩韦德的克莱恩老宅，住了统共叁周。
她猫着腰，从栏杆缝隙里偷偷看。
而现在，那个“脾气又臭又硬”的人，呼吸正温温热热喷在她后颈，他的睫毛很长，蹭着她的后脑勺，痒痒的，她想挠，又怕弄醒他。
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站在门口，黑色帽檐低低压着，管家跟他低语几句，他只是微微颌首，接过个信封便转身走了。从头到尾，未曾踏进门槛一步。
男人闭上眼，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久久停留在自己脸上，那是一种类似于确认般的注视，仿佛在检查什么东西是否还在，又有没有改变。
她写“我很想念他”，觉得太轻。写“他是我在柏林遇到的最温暖的人”，又怕太重，写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告别”，又自忖太直白，最后寄出去的只有短短两行字。
父亲和老将军是在前后年去世的，都是在飘雪的冬天。管家的信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送到的，简短的一句“将军走得很安详”，她回了一封很长的信，写了又撕，撕了又写。
那个夏天，那条通往湖边的小径，那只追着她跑的黑天鹅…她以为那些画面早就被战争埋掉了，像柏林的许多建筑一样，可它们还在，在某个她以为永远关上的门后面。
克莱恩的呼吸很平稳，大约已经入眠了，他的手搭在她腰上，沉沉的，像一块温热的大石头。
可她是知道的。知道那栋官邸长什么样，知道花园里种着什么花，有一从一丛的月季，有拳头大的粉玫瑰。知道湖边长椅上刻着：“谁坐在此处，就当把烦恼留在身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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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夜里，俞琬有点睡不着了。
她还记得老将军洪亮的笑声，能让整间屋子都跟着震动，他总爱给她讲普鲁士的历史，腓特烈大帝，七年战争，铁与血。
照片上是个小男孩，金头发蓝眼睛，穿着笔挺的小西装，表情严肃得不像个孩童。背景是挂满银丝带的圣诞树，树下堆着礼物盒。她当时悄悄想，这孩子竟站得比圣诞树还要直。
记忆中的夏天格外炎热，柏林很少有那样的夏天。热到老橡树的叶子被晒得卷了边。她还记得，湖上有天鹅，黑的那只脾气不好，会追着人跑。
他…会不会记得？
那年她十六岁，全然不知他会变成她这辈子最重要的人中的一个。
“行，”他松口道，“那就过几天再说。”
她又怯生生追问“那他长什么样”。老将军只是从鼻腔里冷冷哼出一声：“脾气又臭又硬，成天和流氓混混搅在一起。”
今天他已经站了整整两个小时，女孩勒令他卧床休息，语气严肃得像在对待最不服管教的病人——手指点着床垫，说：“躺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