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际舆论加诸在马鲁兰达头上的头衔很多：反政*府武装头目、大毒*枭、恐怖分子等等等等，但对于那些人*权组织来说，马鲁兰达最不可原谅的地方就是他将大批的孩子送上了战场。
这一点是实情，就像李再安所在的这个营地，进出这里的游击队武装有将近四百人，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士兵是十五六岁左右的孩子，而那些为营地士兵提供特别服务的女兵中，更有超过半数都是未成年的女孩子。
而马鲁兰达本人，却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有其独特的解释，按照他说的，在他带领下的这些童子军虽然要参加残酷的战斗，要做一些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来做的事，但相比起丛林各个部族中成长的孩子们来说，这里的未成年人死亡率反倒是哥伦比亚最低的，生活待遇上也是最好的。他们不用像普通穷苦人家的孩子那样忍饥挨饿，不用担心被一场只需简单治疗便能躲过的疾病夺取生命，除此之外，参加他的部队还能接受一定程度上的教育，还能为家人挣到一份口粮。他们会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，也能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，这便是他在做的事情。
马鲁兰达不仅仅是一个高军事斗争的武装首脑，也不仅仅是个恐怖分子，在哥伦比亚搞了这么多年的武装斗争，他对这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三天里，李再安同马鲁兰达时常会有接触，甚至经常共同进餐，每到这个时候，两人都会谈论一些类似宏观的国家问题。
按照马鲁兰达的说法，哥伦比亚自从1938年取得独立以来，国内经济曾经尽力过数次高速发展，但从根本上说，国内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能够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得到任何实惠。这一点，从一个数字上就能得到证明：1938年哥伦比亚独立之始，国内人均收入为294美元，如今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到去年年底，哥伦比亚国内人均收入为354美元，
增长不到六十美元。这个数字就说明了哥伦比亚国内的赤贫人口在逐年激增，他们的超低收入摊薄了原本应该大增的人均收入。
在如今的哥伦比亚，占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印第安、欧洲混血种人以及大量的黑人、黑人混血种人缺乏政*治地位。按照宪法的规定，享有选举权的选民，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财产，仅仅是这一条，就将大部分哥伦比亚的赤贫人口排除在公民权之外了。而真正在这个国家上流社会占据主导位置的，当然只能是那些富裕的白种人，那些西班牙统治者的后裔。所以，归根结底，哥伦比亚还是没有从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，要解决这个问题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革命，革掉殖民者的命。
而对于李再安来说，他对哥伦比亚的贫富分化问题有不同的见解，实际上，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基于所有拉美国家现状的。
在李再安看来，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所有拉美国家之所以出现诸如贫富分化、通货膨胀难以治理这样的问题，根本原因就在于治理宏观的支配理论出了问题。
就像巴西，自从军政*府时代起，历任巴西利亚政*府都信奉四条经济原则，首先一条就是“蛋糕论”，包括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内托在内的一批人都坚定的相信一点，国家治理经济，必须首先将经济这块蛋糕做大，然后才能考虑如何分配的问题；第二个原则就是“积累优先论”。他们认为，要想把蛋糕做大，就得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，就得接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实；如果把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福利水平作为基本目标，就会影响积累和增长的潜力；第三个原则就是所谓的增长与公平的“不相容性”原则。他们认为增长与公平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相容性，所以，必须首先实现经济增长，社会不公正会在强大的发展动力中逐步消除；第四个原则就是所谓的“滴漏机制”和“溢出理论”。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认为，收入不平等对于通过储蓄促进投资和增长是必要的。富人会把收入中的较高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，穷人会将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支出。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越是向高收入阶层倾斜，储蓄率就越高，经济增长就越快，收入就越会通过市场机制“滴漏”在低收入阶层身上。
这四大原则便是拉美各国普遍奉行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一套理论实际上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理论大同小异，两套理论体系都看似可行，说起来都头头是道，实际上都天真的近乎愚蠢。李再安很清楚共同富裕的利润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，所谓的共同富裕路线，实际上就是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然后饿死那些没能富裕起来的，最终让活着的人共同富裕”。
而在拉美各国，这四大经济原则所炮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，便只能带来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结果，随之产生的，便是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、在极富人群操纵下的政权跌宕、社会底层人群带来的恒久骚乱与暴力冲突。
贫困与不公永远都是造成社会动*荡的最直接原因，谁都不要将自己说的多么高尚，当别人一顿饭花费数千甚至上万美元，而你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不到一百美元的时候，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当你身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