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女人，有些少年气，不是很矮，但整个人显得不太真实，就像一个影子。她的眼睛非常黑，炯炯有神，只是被圆圆的淡紫色眼镜遮住了一部分，眼镜架在陶瓷般的脸颊和轮廓鲜明的鼻子上。也许她做过鼻梁整形。她的头发又黑又直，垂到肩上，勾勒出一张看不出年龄的脸。她给人一种极其聪明、知识渊博的印象，部分原因是她从来不笑。她现在很郁闷。她刚刚从牛津开车回来，对前夫的律师被残忍杀害这件事，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恨的迹象。但她很生气，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她与此有关。
在此之前，我早已见过阿基拉·安诺两次。
我写这些的时候，不想给人留下我对她或她的作品有任何敌意的印象。实际上，在理查德·普莱斯去世的时候，除了她发表在《新政治家周刊》上的几首诗之外，我从未真正读过她写的作品。说实话，那些诗我也没太看懂。我第一次偶遇她是在爱丁堡书展上，接着六个月后，我在伦敦的一个发布会上见过她。后来，我在网上查过一些她的资料。我对她的了解大致如此。
她于一九六三年出生在东京，是独生女。她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，在她九岁那年被调到纽约，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。一九八六年，她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毕业，不久后出版了她的第一部 小说《众神》。“一个关于日本镰仓时期女性屈服与宗教父权制的故事。”尽管梅丽尔·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改编得不太好，但这部作品还是让她获得了国际赞誉和好评。她的其他作品中，最著名的是《特米苏盆地》《广岛的清风》和《我父亲从来不了解我》，后者是一本她在美国早期生活的半自传体回忆录。她还出版了两卷诗集，最近一本是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，叫《俳句两百首》，也确实包含了两百首俳句。她说过一段著名的话，说她写一部小说要花好几年的时间，因为她不但把每个字当作挂毯中的一个针脚，也把它当作挂毯本身。我也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。
她嫁给了英国电影摄影师马库斯·勃兰特，他曾经为她的电影掌镜，这也是她来到伦敦的原因。这是一段有虐待倾向的感情，《星期日泰晤士》杂志对此有一段长达九页的描写，之后上了bbc的纪录片节目《想象》，这段关系在二〇〇八年结束。两人没有孩子。两年后，她嫁给了房地产开发商阿德里安·洛克伍德，这令许多媒体大跌眼镜。
她在人生的某个阶段，信奉了日本的传统宗教——神道教，她的许多作品都反映出了这一点，尤其是她信仰万物有灵论，认为无生命的物体也包含某种灵性。不过，据我所知，没有人见过她去参拜神庙，或者因此沉迷于舞蹈仪式。她还研究了差异性的本质、她的双重民族身份，以及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所产生的疏离感，这种文化不同于她出生的文化。我在此引用的是她一本书的前言。
我曾在一个圆顶帐篷里经人介绍认识了她，就是那种在爱丁堡书展上搭建的蒙古风格的作家帐篷里。帐篷并不大，但是很安静。他们全天供应咖啡和小食，晚上供应麦芽威士忌——如果那时他们还没有把你打发回家的话。我在爱丁堡谈我写的童书，她正在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。我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她则在众人拥簇下走过来，其中有她的出版商、经纪人、公关人员、两名记者、一名摄影师和电影节的导演等。出于某种原因，她穿着一身男士三件套西装，配有圆顶礼帽。除去肩上别着的一枚银色胸针（可能是日本假名中的一个），她就像是从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的画作中走出来的一样。
帐篷里几乎没有其他人，阿基拉喝了一杯绿茶，回绝了一份放了很久的水芹鸡蛋三明治。有人注意到我在那里，并介绍说我是《少年间谍》系列的作者。
“哦，是吗？”
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也不会忘记随后的握手。握手相当冷漠，一瞬间就结束了。
我嘀咕了几句赞美她作品的话，虽然不是真心的，但我觉得这样才礼貌。
“谢谢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如果每一个字都是一副挂毯，那它一定是用铁丝网织成的。
她在做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。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膀，看帐篷里还有没有更有趣的人。当她确定没有的时候，便转身背对着我，和她的公关人员核实了一些事情，之后整个团队都离开了。
虽然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，但并没有生气。书展的气氛几乎总是友好的，没有竞争，很少见到哗众取宠的作家。我暂且假定阿基拉也是如此。可能她对自己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紧张，我也一样。无论我在公众面前讲多少次话，上台前总会感到不安，也不太会闲聊，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粗鲁无礼。
但几个月后，当我在新书发布会上遇到她时，她又一次冷落了我，这一次我确信她是故意的。她似乎不记得以前见过我，当她再次被告知我是一名童书作家后，瞬间没了兴致，眼中的光也熄灭了。如今，她开始喜欢戴那些小野洋子风格的墨镜了。我觉得相当可笑。
这次她穿着一套昂贵的黑色长裤套装，肩上搭着一件浅灰色的羊绒披肩，末端缠在胳膊上。卡拉·格伦肖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