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可能是以电子方式发送给他，然后在家打印出来的。
霍桑解释说：“理查德·普莱斯被一个装满酒的瓶子击中了前额和颅骨前部。”他这么快就说起了官方用语，真是有趣。例如，“击中”而不是“打”。那个“前部”可能直接来自天气预报员的词典。“额骨有严重挫伤和蛛网状骨折，但这不是他的致死原因。瓶子被砸碎了，这意味着用的力被分散了。普莱斯倒在地上，留下来的凶手拿着锯齿状的瓶颈，刺在了他的喉咙上。”他指着其中一张特写照片说，“这儿，还有这儿。第二次，刺穿了锁骨下静脉，刺进了胸膜腔。”
“他因失血过多而死。”我说。
“不。”霍桑摇了摇头，“他可能连失血过多的机会都没有，我猜测他并发了心脏气体栓塞，这才使他丧命。”
他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怜悯之情，只是在陈述事实。
我拿起咖啡想喝一口，但它的颜色跟照片上的血迹一样，我又放下了。“他是个有钱人，住在价格不菲的房子里。任何人都可能闯入，我看不出这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。”我说。
“实际上有不少，”霍桑兴奋地回答，“普莱斯在处理一个大案子……一份一千万英镑的和解协议。虽然案子里的那位女士没赚到什么好处。你对‘阿基拉·安诺’[1]有印象吗？”
虽然由于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（我下面会提到），我不得不换掉她的名字，但我很了解她。她是位小说和诗歌作家，几乎在所有图书节都会做演讲。她曾两次入围布克奖，斩获科斯塔图书奖、t s 艾略特奖、女性小说奖，近期荣获了纳博科夫国际文学成就奖，表彰她在国际文学中的成就，称她“笔风独特，散文优美”。她为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和其他大型报纸撰稿（主要是关于女性问题和性别政治）。她经常出现在广播中，我曾在《道德迷宫》和《未完之事》中听到她讲话。
“她把一杯酒倒在了普莱斯的头上。”我说。那件事在社交媒体上传得到处都是，我记得很清楚。
“老兄，她做的可不止这些。她扬言要用瓶子打他。那可是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，很多人都听见了。”
“然后她杀了他！”
霍桑耸了耸肩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在实际生活中，这事可能显而易见。但在霍桑的世界里——那个他想与我分享的地方——对犯罪的认定可能恰恰相反。
“她有不在场证明吗？”我问。
“她目前不在家，没人知道她在哪里。”霍桑掏出一支香烟，点燃之前卷了卷。我把咖啡外卖杯滑向他。里面还有半杯咖啡，他可以用它当烟灰缸。
“那么就有一个嫌疑人了。现场还有什么？”我说。
“我正要告诉你！他的房子正在重装，大厅里有很多油漆罐。当然，他对多乐士之类的普通油漆不感兴趣。他用的是英国珐柏[2]那些浮夸的颜色，像土绿色、常春藤、阿森尼克这样的，要八十英镑一罐。”他很厌恶地说出这些名字。
“阿森尼克是你编的？”我说。
“不是。我编了常春藤。另外两个在他们的清单上，他选的颜料叫绿色烟雾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托尼。凶手杀害了普莱斯先生，让他躺在豪华的美国橡木地板上流血，之后，凶手拿起刷子，在墙上写下了一条信息：一个三位数。”
“哪三位数？”
他把另一张照片往前推了推，让我自己看。
霍桑说：“182。”
“我想，你应该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”我问道。
“这组数字可能表示很多东西。伦敦北部有一辆182路公交车，不过我认为普莱斯不是那种愿意花大量时间去乘坐公交车的人。它也是温布利一家餐厅的名字，还是发短信时用的缩写，是一种四座飞机——”
“行了，”我打断他，“你确定是凶手留下的吗？”